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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说

时间:2021-07-18 07:37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在岚山渔港内,离岸不远有一大块礁石。涨潮时,礁石被海水淹没,落潮时露出水面。在这礁石朝北的面上,刻有明清时代苏京等人的题词。这就是著名的岚山海上碑,也是岚山地区唯一未遭破坏保留至今的古碑。 碑文处在一个摩崖斜面上。共五幅文字。星河影动,撼雪

  在岚山渔港内,离岸不远有一大块礁石。涨潮时,礁石被海水淹没,落潮时露出水面。在这礁石朝北的面上,刻有明清时代苏京等人的题词。这就是著名的岚山海上碑,也是岚山地区唯一未遭破坏保留至今的古碑。

  碑文处在一个摩崖斜面上。共五幅文字。“星河影动”,“撼雪喷云”两幅是明末的苏京题写。“万斛明珠”、“砥柱狂澜”两幅是与苏京同时的王铎题写。“难为水”是清初的阎毓秀所题,较苏、王二人题刻稍晚。

  苏京的祖先是江苏泰州人,明朝初年随军征战有功,封为百户,戍守安东卫,从此定居。传到苏京时,已是明朝末年。据《苏雨望墓碑》记,苏京“品直干济”,很受时人推重。明崇祯十年(1637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使,曾赴陕、晋前线与李自成起义军作战。又七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苏京在复明无望之后,回乡隐居过一段时间。后因怕担“反抗朝廷”的罪名招来灭门之祸,遂于1647年入朝觐见清世祖顺治,表示归顺。被授原官职,后死于福建任上。估计海上碑的刻立,应在1644年明朝灭亡,苏京归乡之后。

  王铎,河南孟津人,进士出身,做过明朝的礼部尚书,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与苏京是挚友。明亡后,他来拜访苏京,曾为苏京之父苏雨望墓碑撰写碑文并亲笔书写。这就是传世的《苏雨望墓碑》。碑文长达千字,除叙述苏氏渊源外,还重点记叙了苏雨望出类拔萃的才干、礼让孝悌的品质及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事迹,相当于一篇“苏雨望传”。其景仰之意溢于言表,突出表现了他与苏京的友谊。海上碑的题刻就是他这次来安东卫时写下的。

  阎毓秀,山西榆次人,武进士,康熙十年至十八年任安东卫守备,为人“戆直廉静,不阿上官,不徇私情,任九载,地方安堵。”离任时,地方上为他立“去思碑”。(见《日照县志》)是一个较正直的官员。他的题刻应该是在任安东卫守备时完成的,与苏京时代很相近。

  海上碑处在烟水浩淼的海州湾北岸,隔岸远山横亘天际,湾中岛屿蜃景飘渺,近岸雪浪翻涌,如千万条玉龙游动。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气象阔大雄浑。阴晴风雨,季节变换,海上景色时时不同。风平浪静时,海天一色,风暴来临时,怒涛连天。许多古老神奇的传说更使海上景色具有几分神秘的色彩。这里既是观海遐想抒发情怀的好去处,也是摩崖刻石的好地方。但是,古人把字刻在涨潮线下的礁石上,而且三人都看中了这一块礁石,还是耐人寻味的。

  苏、王、阎三人生活在明清之际,他们在同一块礁石上刻下了意境相近的碑文,说明三人有相似之处。立传树碑,自古就被人们认为是不朽之举,可以传之后世的。但立碑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必须有经济实力,穷困不堪的人是做不到的。其次是须有声望地位,不是谁都有资格可以随便涂鸦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题写人要有德行学问并且自信他的题刻不被后人诟病。这几条,苏、王、阎三人都具备了。他们都做过大官或正做着地方长官,钱财、声望都不成问题。而且,他们三人性格品行有共同之处,苏京“品直干济”,王铎与苏京是挚友,自然同气相求,阎毓秀“戆直廉静”。也就是说他们都自以为或被别人认为是品行端正、性格刚直的。这样,两位前明遗老,一位清朝地方官就找到了共同点。他们在同一块礁石上抒发着近似的情怀。尽管岚山依山临海,山崖、礁石可供摩崖刻石的地方很多,但他们还是走到一块了。

  海上碑上的题辞,从字面上看都是应景文字,但情随境生,景因情异,作者的感情蕴涵在景语之中,是掩饰不住的。“星河影动”是夜景。当星月皎洁,潮平波稳之时,万顷大海空阔寂寥,微波上跳动的月光如碎金细银,变幻闪烁。“星河影动”之时,正是每天两次潮涨潮落之间的平静期,这一平静期很短暂,很快就会被下一轮狂涛奔涌的局面所代替。苏京在明亡之后干了些什么,文献记载不详,由于他后来又做了清朝的官,该是入了《贰臣传》的,故民间传说颇有微词,说明朝亡在他和李自成手里,崇祯皇帝至死还在怨恨苏京云云,自然难以采信,因此不敢妄论。但他在经历了山河易主、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月夜彳亍于这荒凉的海滨,面对海面上浮动变幻、转瞬即逝的光影,心中自有难言之隐。当时的形势已不允许苏京有更多的说和做的自由了,他只能把眼前情景化为“星河影动”四个字,刻在石头上,把感慨藏在心里。

  “撼雪喷云”是苏京题刻的重点,位置居中、字也大。这一定是白天的景色。今天,我们站在岸边,涨潮的时候巨浪滚滚而来,每一个撞在礁石上的巨浪都会随着一声巨响化为一堆雪雾冲天而起,“撼雪喷云”的形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同时,这四个字还隐含着对礁石的赞美:它在狂涛巨浪面前屹立不动,才产生了如此壮观的景象。很难说,这里面没有苏京自况的味道。

  王铎题的“万斛明珠”与“砥柱狂澜”是竖行文字,在苏京题字的左边。“万斛明珠”所描绘的是夜景,而且是夏天的夜景。夏天,随着水温的升高,海水中会发光的浮游生物和发光细菌大量繁殖,海水会发出红、黄、蓝、绿等各种光色。在漆黑的夜晚,一列列波峰闪着亮光蜿蜒推进,似霍霍燃烧的火焰,有时,大片的海水都是通亮的,似蓝幽幽的动荡的水晶。波浪受到礁石的阻挡,猛烈的撞击使海水发光更为强烈。随着巨浪的不断撞击,海上碑一带就会被一大片亮晃晃五颜六色的海浪所包围,飞溅的海水似亿万颗晶莹闪亮的夜明珠,不断喷上空中,明灭不定地跳跃着,再从空中跌落下来,化为千变万化的光带,从礁石上倾泻而下,如此周而复始,景象既优美又神秘,似乎把人带进了神话中珍宝遍地的东海龙宫。“万斛明珠”就是对这一美景的描述。面对“万斛明珠”美景的王铎与面对“星河影动”的苏京心境是相似的。“万斛明珠”虽然绚烂,但毕竟是一种“色相”,不过和他们那曾叱咤风云的历史一样,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心中更多的是失落和惆怅。这也正是海上碑一带自然景物的魅力所在。至于“砥柱狂澜”,和苏京的“撼雪喷云”意思差不多,只不过较直露。也可以看作是王铎的自况。

  阎毓秀题写“难为水”时,距苏京、王铎题刻已有二十多年。苏京辞世也已多年。作为安东卫最高军政长官的阎毓秀,自然熟知一代风云人物、地方闻人苏京的事迹。“难为水”表现了对苏京人品才干的仰慕,也表现了他对苏京等人一生际遇的感慨。这三个字刻在苏京题字的下方,显然是化用了《孟子》“观于海者难为水”的说法和唐代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诗句,透露出对世事沧桑的感悟。

  在苏京、王铎、阎毓秀生活的时代,闯王起事,明社鼎革,清廷入主中原,那是一个闪动着刀光剑影、遍地血雨腥风的年代,清代又是一个文字狱迭兴的时代,许多人会因了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莫名其妙地掉了脑袋。因此,我们不能指望海上碑的作者们能走得更远,也不必对他们的行状及题刻妄加穿凿。但他们毕竟在三百多年前在这里刻下了一些句子,使我们登临海上碑时,会由此想到历史并浮想联翩。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当然,我们还应该感谢海上碑附近的居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纷纷在落潮时到海中开采礁石作石料盖房。附近许多礁石被一扫而空。惟独海上碑所处的礁石,虽然质地很好又便于开采,却毫发未损地保留了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够一睹古人遗迹。或许当时人们是出于对古迹的敬重,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海上碑,岚山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古迹,每天都在经受着惊涛骇浪洗礼的古碑。愿你长驻海滨,伴随着日益兴旺的新岚山,一起走向未来。

  凤凰山在安东卫东南,汾岚路北,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岗。在这山岗的东北方和西南方的山坡上,曾经有两块白色大理石碑,那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压凤碑。

  明朝初期,为防御倭寇侵袭设立了安东卫。驻军中有位姓杨的参将。位于卫城东南的小山是他家的私产,因此这座小山就被称为“杨家山子”。后来又被称为“凤凰山”。说起这一变化,还有一段颇为离奇的缘由。

  由于杨家山子是私产,所以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据说,当时山上长满了高大的树木,树林密得“连鸟都钻不进去”。树旺山旺人也旺,当时的杨参将正是仕途得意,家业兴隆。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位“南仙”。在我们北方农村,老人们常讲到关于南仙的事。南仙是人,但却是一些很神秘的人物。他们一般都背着一个小罐子,里边装着他祖上的骨殖,到北方游历,一旦看到哪里风水好,就偷偷地把那骨殖埋上。由于他的祖先占了好风水,他本人或后代就会升官发财:所以南方多出大官和富人。当然,今天看来,或许这些南仙真在北方干过埋祖先骨殖的事,但实际上,寻找风水宝地埋祖先骨殖仅仅是一种托辞。这些人不过是一些懂点阴阳八卦、会看山川龙脉、专干盗墓掘宝勾当的人物。当然可能有些人还有其他的什么目的,就不得而知了。

  那位南仙在安东卫活动时,因为在杨家山子上大便而被杨家家丁捉住,着实吃了一顿苦头。据说最终是用手巾把粪便包起来带走了。因此他决心报复。又过了几年,他风度翩翩地来到杨府,鼓动如簧巧舌,一顿胡扯海吹,把杨参将蒙得晕头转向,于是成为杨家的座上宾。他告诉杨参将,说这些年参将之所以官运亨通、财源兴旺,都得益于他的杨家山子,因为那山里藏了一只凤凰。不过,南仙说,物极必反,盛极易衰,现在那只凤凰已经要离开此处,“孔雀东南飞”了。而一旦凤凰飞走,杨家必将大祸临头,官倒财散。这一说,杨参将大为惊慌。

  这样的鬼话放在今天,当然没人会相信。但在五百年前的明初,却不由人不相信。一来当时盛行各种迷信,南仙那神秘莫测的说法很令人动心。二来山东一带自古受东夷鸟图腾崇拜影响,关于凤凰的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现在这附近还有许多地名如凤凰山、凤凰庄等可证)。明代山上树木密,拖着长尾巴的野鸡常飞过人烟闹市,使人觉得那凤凰是不难遇到的,何况连安东卫的城址建在现在的位置,都是受了凤凰的影响,是“青鸾衔旗”决定的。因此,这关于凤凰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三来,南仙讲的内容,对杨参将来说也是事实:他当时确实是人财两旺,也不乏危机感的。

  惊慌之余,参将便求南仙破解。南仙说,好办。那凤凰不是要展翅冲天,要“东南飞”吗?只要在凤凰的两个翅膀上各压一座“矾石碑”(矾石,汉白玉。断面似白矾。),取“翻身不动”之意,就能镇住凤凰,保住风水不败,富贵长存。于是杨参将便花了大把银子,用船从南方运来两座白色大理石碑,按照南仙指挥,在小山的东北和西南坡上,竖起了两座“压凤碑”。这小山也就被叫做凤凰山了。

  后来还有许多事情。据传说,压凤碑立起后,确有凤凰的哀叫声,三日三夜不绝,满山涌出血水,凤凰翅膀被压断,死了。南仙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而且,从此树也枯了,山也瘦了,杨家的家业也走了下坡路。只有两座高大的石碑,刺目地矗立在光秃秃的山坡上,默默地经历了五百年风雨,向过往的人们讲述着发生在明初的那个既荒诞又真实的故事。直到一九六七年的初冬,在“”的风暴中,一大队革命小将和民兵,一小群看稀奇的群众来到山上。两米多高、有着雕龙碑帽的白石碑被套上粗大的绳索。 一声号子,几十人一齐用力,两座石碑轰然倒地。大家破除了一大“四旧”。纷纷离去。后来那些石块也被人偷搬回家,据说可以辟邪。压凤碑,在竖了五百年后,终于消失了。

  这两座石碑,应该是岚山地区最有价值的古碑之一。它可以使人们认识许多东西,明白许多哲理。我曾问过一位住在凤凰山的杨姓老人:既然杨家吃了压凤碑的亏,那么杨参将或你们这些杨参将的后人,当初为什么不把它推倒或搬走呢?老人说了好几个不能搬掉的理由。其中之一是,这碑有警示作用:黄金的锁链会压折鸟儿的翅膀。凤凰虽是神鸟,但终是鸟类,两座大碑能不把翅膀压断吗?为了一家的私利不惜违反天理人情的行为难道不应受到惩罚并引以为戒吗?让这蠢行的证据保留在那里,是可以少做一些蠢事的。老人的话,富有哲理,足可以说明为什么压凤碑能被保留五百年,自明初一直保留到文革时期。

  压凤碑,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两座碑,记载着一些历史故事能发人深思的石碑,早已消逝了。但给凤凰翅上压石碑的做法,是否会随着压凤碑的消逝而消逝呢?

  卧佛寺在阿夜山东北,是岚山地区名气较大、有迹可寻的古迹。由于南边山上还曾有一座“上寺”,故习惯上称卧佛寺为“下寺”。遗址现存最醒目的是两株古银杏,传说唐代东征高丽时,将军薛礼曾在树下拴过马。银杏大可数围,树龄千年以上,仍枝叶茂盛,挺拔特立,超然物外,亭亭云表,傲然地俯视着附近的秃山矮树。这两棵银杏历经千载劫难存活至今,确实是大自然的奇观。

  卧佛寺始建年代不可考,但大体不会晚于唐代。清代修定的《日照县志》记载:卧佛寺“有唐碑。火毁。元大德碑尚存。”这清代光绪年间尚存的元碑,是元成宗铁木耳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重修被烧毁的卧佛寺时立的,潘文炳书写,现在就倒在银杏树的北边。碑身和碑帽分离。碑帽破损严重,但仍可以辨认出上部的浮雕盘龙,有“重修卧佛院记”六个大字。字是双勾阴阳刻法,笔画的外侧凹下,中间保留成阳文,在古碑中这种刻法是很少见的。碑身已断裂,碑上文字是小楷阴文,由于长期人踩牛践羊踏,文字已经模糊不清。碑文上半部右边主要记载捐款人的姓名、身份,有官员、富户、也有不少女施主。上部左边是“流派之图”,记载着自祖师以下六代僧人的法号及其等级职称如“上座、主讲、戒师、法师、阇阇黎”等。碑文下部,还记有当时参加重修竣工庆典的数十家寺院的名称,远方的有五台山普照寺,近处的有磴山寺,该是“赞助单位了”。石碑朝底的一面,不知还有什么内容。应该说,这些碑文所含的信息还是很丰富的。

  遗址现有几间房子,曾是虎山中学校舍,这些房子并不是寺院的原有建筑。从现存的地基看,全盛时的卧佛寺规模还是很可观的。由此可以想见当初的僧人是多么的虔诚和执着,居然能在荒山上建起这样一座大寺并传承上千年,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禅宗还是密宗,南派还是北派。但这些不事生产的僧人能聚集那么多的财产,也确实是够惊人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感叹有那么多善男信女肯为了佛寺慷慨解囊。因为除了佛寺的修建、重修外,单是维持上千年的开销,这“香火钱”数目就是十分巨大的。

  佛教在汉代就传入中国,南北朝时已很盛行,南朝有些皇帝甚至要抛弃帝位,跑到庙里做和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足可见那时的佛寺不但随处可见,而且都很高大壮丽。到唐代,帝王也酷爱佛教。晚唐的皇帝为了要迎佛骨大做法事,大臣韩愈劝谏。皇帝恼火了要杀韩愈。亏了众人求情,免了韩愈一死,但仍要把他贬到潮州去以示惩罚。自唐以下,历代热衷于佛教的帝王不乏其人,晚清,那位把国家搞成一团糟的慈禧太后,更以 “老佛爷”自居,可算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上的奇迹之一。所以,中国古代佛教的兴旺,和帝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然,历史上的确曾有一些人是把佛教当作一种学问去研究、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的。如东晋僧人法显曾“涉沧溟十万里” ,经海路远赴印度求法,舍生忘死,带回不少佛经;唐代的玄奘历千山万水赴“西天”取经,在印度等地游历讲学十多年,带回并翻译大量佛教经典。也曾有不少印度僧人来中土传播佛教。但单凭这些学问家的努力,是难以使佛教在中国兴旺到遍地开花的。汉唐以来佛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除了帝王支持以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寺院可以作为避难所,不唯穷人家养不了的孩子可以“舍到庙上去”出家当和尚,就连那些闯了祸的豪杰、无路可逃的盗贼、兵败亡国的英雄们都可以“遁入空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厌倦了官场风云或其他原因,就进庙当大师或在家做居士。这就为佛教提供了不竭的人力资源。二是几千年来,有人肯为佛寺捐款捐物,为佛教提供了能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古代,佛家能吸引上至帝王下至穷人这芸芸众生,使之成为乐于为佛教舍身献财的善男信女,靠的并不是佛教的哲学思想、人生观念、逻辑体系诸如色空说、唯识论、因明学等等。那只能是少数高僧研究的东西,对于广大僧人和信徒来说,那些东西太玄虚、太渺茫,没有实际意义。真正吸引大众的,是一个经过包装的“利”字。

  佛教进入中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和探索,自身逐渐改造成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世俗的宗教。佛家创造了极乐世界和阴曹地府,许诺让好人善人到极乐世界享福,让坏人恶人下阴曹地府受罪。由于天堂和地狱都无法考察,因此也无人能否定它的存在。这对于苦于病痛、死亡、贫困、压迫的所有“处于痛苦中”的人们,是很有吸引力的。在多数信佛的人那里,“慈航普渡”已经不是一种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把灵魂甚至肉体载往天国的渡船。中国佛家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可以为任何人开出进入天国的通行证:一生苦修、积德行善、吃斋念佛、积极为佛寺布施的善人不用说是应该去极乐世界的,就连那些贪婪残暴的官僚、杀人越货的强盗、无恶不作的魔鬼,“顿悟说”也可以使他们得到赦免,只要他们肯回头向善,施舍一点钱财,他们就可以“立地成佛”,比那些一生清贫的善人得到更多的好处,不但可以不生不灭即永生,还能在天国获得一个好位置,管管别人的事务。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佛”与“菩萨”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修行者或觉悟者,而是自由幸福、无所不能、可以决定他人命运的神仙。卧佛寺得名,是由于寺中有一巨大的木雕释迦牟尼涅槃像。但老百姓并不称他为如来佛而称他为“卧佛老爷”。佛而至于“老爷”,很明显是令人敬畏的,而且是畏多于敬的,等于是握有小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僚一样惹不得。在这一带农村,谁要是得罪了某个强人招来麻烦,往往要后悔地说“惹了卧佛老爷了”。方言讹变,久而久之,“卧佛老爷”就变成了“窝风老爷”。对于没见过卧佛真容、不知底细的乡民尤其是儿童来说,“窝风老爷”是很凶恶的,起码是很可怕的,因为不好惹。不过这不会妨碍人们信佛。对于那些明着暗着干了不少坏事的人,捐些财物给佛爷,求得佛爷对自己的灵魂高看一眼,厚爱一层,以减少内心的恐惧,是很合算的。在民间,“香火”一词就等于“贿赂”:求人办事送些财物,自然“香到神知”,而不花钱或少花钱求人办事不成、求官不得,那是“香火未到”或“香火不足”。因此,佛寺也就能香火不断,算是一种利益交换。只是几千年来由于信佛到底使世上少了多少坏人恶人或者世道因此好了多少,就无从考证了。至于现在有人借了佛教的一些说法,搞什么歪功邪法,自封为比如来佛还大若干倍可以主宰宇宙并能够把“光年”当作时间单位的“佛”,大搞骗钱勾当,并宣称可以把装在信徒身上进行思想控制,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着这“佛”上省进京出国闹事,去反人类反科学,否则就要一直“掉”到宇宙的垃圾堆上万劫不复,不过是拣拾了点佛家的渣滓,利用了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以售其奸罢了。但愿这些阴险的伎俩和佛家没什么关系。

  卧佛寺早已毁掉了,加上元代重修以前的那次“火毁”,算来该寺最少已经过两次“涅槃”了。现存的遗物只有破碎的元碑和两株活着的银杏树。石碑对于佛教界来说,也许有不少价值;两棵银杏树则很引人遐想,可见我们岚山的山上还是可以长出大树的,现在的荒山秃岭并不是它应有的面貌。参证《安东卫志》可知,最晚在清康熙年间,即三百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山野中到处游荡着鹿、獐、野猪等大型食草动物,现在可是连兔子都难以见到了。最有价值的恐怕还在庙基后边,那个夹在两条深沟之间的圆形土台子,上边长着几十棵栗树。从土层断面看,有好几米深的文化层,里面夹杂着石器和各种陶片,很明显是一处遗存丰富的远古人类遗址。只是没加以很好的保护。

  听说,已经有企业家或某地高僧要出资重修卧佛寺了。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人们纷纷为佛寺捐款以购买去极乐世界的通行证的盛况,能看到新建的古迹那壮丽的庙貌和庄严的佛像,听到主持们念诵六字真言那抑扬顿挫的妙音。游人和香客如过江之鲫纷纷涌来,献一点香火钱,念一声阿弥陀佛,许一个美好的心愿。或许当地也会由此增加一处新景点,并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给当地群众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不是缥缈的香烟和虚无的极乐世界。那倒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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